医学人文

张丽珠教授:我的医教人生

作者:佚名 来源:《中华医学信息导报》、北京大学医学部人文 日期:2016-09-04
导读

         今日消息,新中国妇产科学的重要开拓者和现代生殖医学的先驱和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培育者、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创始人和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张丽珠教授因病去世,令我国妇产科界同仁深感痛心。为悼念张丽珠教授,小编将2014年中国妇产科网发布的一篇讲述张丽珠教授医路人生的文章再次推荐给大家,让我们一起追忆张丽珠教授,愿老人家一路走好!

关键字:  张丽珠教授 

        今日消息,新中国妇产科学的重要开拓者和现代生殖医学的先驱和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培育者、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创始人和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张丽珠教授因病去世,令我国妇产科界同仁深感痛心。为悼念张丽珠教授,小编将2014年中国妇产科网发布的一篇讲述张丽珠教授医路人生的文章再次推荐给大家,让我们一起追忆张丽珠教授,愿老人家一路走好!

        逐渐坚定的学医意愿

        1937年,我中学毕业时的宏大志愿是学航空,响应"航空救国"的号召,要制造飞机,还要开飞机。我很高兴,如愿考入当年唯一的有航空工程学系的国立中央大学,但中央大学却从南京迁到了内地。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家里不允许我走那条艰难的道路。我只好留在上海暨南大学借读了半年,后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学医。医学原来并非我最初的志愿,但父亲突然在1938年因病去世,纪念他的文中有“良医良相尽,此事最堪哀”,使我感到家人对医生的迫切需要,立志要做一名好医生,身怀绝技、治病救人,由此改变初衷,坚定了学医的意愿。

        深入其中才知道,学医可不容易。但我很顺利,只要专心致志,就能事半功倍。我记得大学期间从来没有开过夜车,按时睡觉。可是在我的发回的考卷上,总看到“Excellent”的评语。我答题思维清晰,文字很精准,字迹也娟秀。发还考卷时,老师总以惊喜的眼光注视着我。1944年夏,我参加圣约翰大学毕业典礼。主席台上有颜惠庆校长和一些著名的老师。我坐在台下毕业生的位子上,忽然听到台上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是唤我上台领取“最优秀毕业生奖”。典礼完毕,我的母亲和三姑,还有中学时代的江校长都跑来向我祝贺。当时我心想,我有什么可以报答他们呢?

        无比充实的实习生活

        往事如烟,值得回忆的日子要数我在华山医院(红十字会医院)当实习大夫了,每周一次陆院长兼内科主任查房,我总站在患者的床边,报告病历诊断及治疗过程并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虽手里拿着病历,但由于对患者情况了如指掌,所以从不翻阅病历。查房前做了准备,查房时再针对具体病情进行分析,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在今后的临床教学中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后来,我作为妇产科主任,一直重视以这样的方式带动我的下级和学生。他们后来告诉我,我查房时很严肃,从无笑容,讨论问题也很严格,有时“甚至让人受不了”。也就是这样的查房,使他们受益匪浅。

        在我刚作实习大夫的一个晚上,我从睡梦中被叫醒,在黑暗中从宿舍中走过几个庭院,到达急诊室,振作精神,进行抢救。我初步认识到,一个医生的一生,没有一时一刻能够脱离自己的医疗工作,不论日夜,随叫随到,不能有半点疏忽。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医生手中把握着人的健康和生命。

        开拓眼界的留学之路

        1946年到1951年,我在美国和英国留学。1946年,我登上了一艘驶往美国的自由舰梅格丝将军号,乘的是紧急舱,船上还有不少年轻的朋友,大家都怀着雄心壮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梅格丝将军号历时13天,从上海直达旧金山。晚间抵达港口,停留了一晚,大家都到甲板上来看金门桥及山上的灯火,心情是多么激动呀!第二天上岸后大家各奔前程。我的目的地是纽约哥伦比亚医学院斯隆医院,我进修妇产科内分泌和局部解剖学,后来又转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妇科病理和妇科手术,当时的老师有博克斯顿、琳达、诺瓦克、伍德拉夫。后在纽约医院及纽约斯隆·凯瑟琳肿瘤研究所做妇科住院医师,进修肿瘤的早期诊断,这期间发表了论文《体液细胞学和早期癌瘤的诊断》。在美期间,我还曾与进步组织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取得联系。由于在当时癌瘤早期诊断课题属于世界先进水平,我不久就接到英国玛丽·居里医院的聘约,我正好也想去英国看看全民医保的情况,故1949年4月,我横渡大西洋去了英国,那时正值英国紫石英船在长江口发生被我国军队炮火轰炸事件,两国关系冰封,在英国的中国人很少见,医院里更没有什么中国人。那一年暑假,我去剑桥大学参加中国留学生聚会,记得会长是黄新民,我和他有过交谈,他回国后担任了国务院留学生办公室主任,是当时帮助留学生回国的关键人物。随后,我在伦敦市东部的哈克尼医院当上了妇产科总住院医师。1950年10月通过英国国家考试,获得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颁发的证书,主考人员中有我的导师格拉迪斯·多兹。那时我的研究课题是子宫收缩力和外阴白斑,搜集妇科病例50例、产科病例50例,正准备进阶考试。抗美援朝开始了,英国和中国已成为敌对国家,我便寻找理由,克服种种困难,通过香港返回了祖国。

        倾尽所学的执教生涯

        1951年夏回到上海,在母校为妇产科副教授,在同仁医院做主任医师,并在红房子妇产科医院王淑贞教授那里兼职,上下午都是忙忙碌碌,这个时期,我首次将子宫下段剖宫产横切口介绍给国内同行。1952年1月,我和唐有祺在上海结婚,我们二人乘一条船出国,他是从美国到瑞典开会,经欧洲辗转回国的,回国后他在清华大学任教。虽不是嫁夫随夫,但考虑到作为一名医生,不论到哪里都有活干,我于1952年夏辞退了上海工作来北京卫生部申请工作,被分配到北医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考验半年后才又升为副教授。不久,就安排我给55级的学生在大教室上大课。过去我在大学,后来跟王逸慧老师做住院医师,都是以英语教学为主。但我在讲大课的时候,却一个英文字不露。讲课的效果不错,条理清楚。学生当堂听懂了内容,还记得住,感到有兴趣,并有所启发。我还制作了很多新的挂图,可用很多年。

        下了课还和同学们有沟通,就在楼下的草地上一起打排球。我中学时代是全国女排冠军队上海队中的重要角色,媒体称我为代表队的灵魂。全运会时,我坐在汽车里还有人拿望远镜看我。原来计划参加远东运动会,但抗战开始,计划取消,我闷在上海学医,没有参加排球比赛的可能了。1952年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国庆节游行,路上正好看见了母校的排球教练,他还问我是否还能去比赛排球,真是一段幸福的回忆。

        近年,1955年毕业生回忆,1952年我首次在课堂露面,第一句话是“今天很高兴在课堂上第一次和大家见面”。他们认为真是富有异国他乡的风味,又说我那天穿的是紫色的裙子:“唉,真糟糕!那个年头怎么还穿裙子,又是不红不蓝的。”管产科时有一位本院女医生因骨盆狭窄,第一胎做了剖宫产,这次还得做。按照一般医学规定,两次剖宫产后不宜再怀孕,怕引起子宫破裂,故我来到床边解释。没想到第二天支部书记即来找,谈话的内容是“现在正在学习苏联,提倡多生多育做英雄母亲呢,怎能让人绝育?”的确当时大家都全面学习苏联。那时我写教案、带实习、学俄文,每天从西郊北大宿舍坐三轮车到西直门,从西直门乘电车到北大医院,回家也很晚了。那两年我生了两个孩子,雇了两个保姆,一个厨师,将两个人的工资全部花光。满月后我立即上班,第一个孩子喂奶一个月即回奶,奶胀得非常难受。经验使我在第二个孩子生后立即回奶,女儿没有吃一口她妈妈的奶,至今还有埋怨情绪。我深知当母亲当得很不像样,但我愿意为其他母亲尽力服务。身教胜于言教,女儿小学获奖作文,题为《妈妈晚上又被叫出去抢救病人》,她是多么想和妈妈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呀!儿子小学时是乒乓球的种子选手,在颐和园长廊边上打球时,旁观者说他是用脑筋打球。暑假被送到先农坛体育场集训,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他不习惯那里的生活,几天后跑回了家,被我训斥了一顿,说他太不守纪律了。“文革”期间他被连锅端发配到北大荒农场,第二年那里闹饥饿,很多北京的学生大批回来了,他却写信来说:“妈妈,我仍然记得当年你对我说的话,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做一名逃兵。”

        正是1955年,我在北京医学院开始培养了第一批研究生。第一个研究课题就是我在英国研究的继续——硫酸镁对子宫收缩的影响。我从英国带回来的测量宫缩的仪器,记录宫缩的强弱。后来一个时期还进行了子宫颈癌的研究,例子不多。观察子宫颈癌前后变化。我还从英国带回来阴道镜,但我都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文革中的大字报对我进行批判还同时批判了这些仪器。

        日渐闪烁的科研之光

        1958—1960年期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刚创建,八大学院大批女学生闭经事件引起注意。我们对原因进行调查,后集中到生殖内分泌研究。发现问题并不是原发于卵巢,而是下丘脑-垂体-卵巢轴。下丘脑与环境有关,当时重体力劳动和营养不良首先影响到下丘脑。由此,我们优先建立了生殖内分泌测定的实验室,开始学习一些新的实验方法,如放射免疫测定等,得到过动物所张致一先生的帮助和指导。根据患者的需要,我们将原来的研究重点从肿瘤转向生殖内分泌。我们的论文报告《输卵管结扎手术对卵巢功能的影响》,理论结合实际,有临床又有实验,在1964年的医学报告会上得到好评。以后在治疗月经不调的基础上,对不孕、不育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并开展了体外授精-胚胎移植,即试管婴儿的辅助生殖技术。这是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开始的,当时连人卵的形态都不认识。我们的骨干人员抱着保温瓶,装着刚取出来的卵泡液试管,穿过操场,送到组织胚胎教研组请刘斌副教授找卵。

        老百姓不懂得什么是试管婴儿,误以为我们偷偷用了他人的精子。还传出这样的说法:“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还搞什么试管婴儿?”,“这是和计划生育政策对着干”,“试管婴儿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就是在这样舆论非议的压力下,1984年我们开始了试管婴儿工作,1986年争取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及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优生——早期胚胎的保护、保存和发育”,其成功的标志就是试管婴儿临床妊娠成功。协作组由三个单位组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生殖和遗传研究中心(卢光秀),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何萃华)。各组独立研究,定期交流,互通有无。这又是一个学和教的好机会。

        1988年3月10日,我国首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取名萌珠。萌的意思是萌芽——开始,珠是感谢她的缔造者张丽珠。患者经检查明确为输卵管不通,即进行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妊娠成功。这是北医三院的第13例IVF-ET。在第一例试管婴儿10岁生日的庆祝会上,其母亲说:“是试管婴儿技术给予了我做母亲的权利。”我国大陆第二例试管婴儿又于5月27日在北医三院诞生。第三例、第四例于6月份在湘雅医学院诞生,其中一例为赠送胚胎。

        在初期,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开腹手术治疗盆腔疾病的同时取卵,那么即使取不到卵,也能完成治疗。发现患者盆腔内粘连严重,卵巢表面根本暴露不了,必须用手摸到卵泡所在,才能在此抽吸卵泡液。我国北方约1/3是结核病造成。如果我们按照国际当时常用的腹腔镜取卵法,将会遇到很大困难。以后我们就越过了腹腔镜,进行B超下阴道一根针吸取卵。这方法创伤最小,到1989年已作为常规。

        我们的体外授精-胚胎移植例数逐年增加,从最初每年32例到60多例,后超过100例,到今日的3500多例,其中包括冻融胚胎移植。临床妊娠成功率从最早期的6.2%到近期的40%左右。过去由一个人负责,从开始诊断、用药促超排卵、观察取卵直到移植后处理,现在各项操作已有常规。生殖中心已形成规模,专项操作每日形成流水作业。2002年我们从原来的两间小屋扩展到2500平方米的生殖医学中心。卵泡液从取卵室的窗口,递给实验室人员,即可得知卵找到否。仪器从外国进口,器皿一次使用,试剂配好备用。

        1988年后我们每一两年即开办全国或国际生殖医学研讨班,传播推广试管婴儿技术。现在此项目已在全国范围开花结果,各省、市、县都建立了中心,约有100多个已通过卫生部检查合格。在北医三院仍显得供不应求,生殖医学已成为北医三院及妇产科的重点学科。一方面为了满足患者治疗的需要,另外,还提供了人类生殖模型,可深入了解人类生殖过程,从卵母细胞的发育到胚胎植入子宫内膜。生殖是人类生命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人类的繁衍和进化,必须要有生殖。这里有永远做不完的医、教、研工作。

        合作鸣谢:《中华医学信息导报》、北京大学医学部人文学院王一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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