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文

医生救活了孩子,却被父亲暴打,到底救还是不救?

作者:范承刚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微信号 日期:2016-09-25
导读

         梦想过上有尊严生活的年轻父亲,和敬业的医生,就一个脑瘫孩子的生死产生分歧。陈立想放弃儿子,医生却救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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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梦想过上有尊严生活的年轻父亲,和敬业的医生,就一个脑瘫孩子的生死产生分歧。陈立想放弃儿子,医生却救活了他。

        一

        陈立决定去揍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在五天前救活了他的孩子。

        五天来,这个第二次当父亲的中年男子,处于一种对未知命运的极度恐惧中。2011年11月8日早晨10时许,恐惧被一纸诊断书所点燃,并迅速化为愤怒:他的儿子被确诊患有“缺氧缺血性脑病”,他开始痛恨让这个孩子以及让这个孩子存活于世的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罗军。

        攥着诊断书的拳头,冲上了深圳市第二医院住院部的七楼。罗军正坐在办公室里与患者聊天。

        “你这个没有医德的狗屁医生!”陈立迈步向前,挥出的右拳把瘦削的罗军从椅子上撂倒在地。陈立冲上去补了一脚。罗军跑出办公室,陈立冲了上去,又将其扑倒在地上。两个人纠缠在满是临时病床与待产孕妇的走廊上。

        短暂的错愕后,罗军的同事方才反应过来,将两人拉开。“我要和一个傻瓜过一辈子了!”陈立隔着人群,对着罗军大骂,“我说过不要孩子了,为什么还要给救回来!”

        右手和膝盖开始流血的罗军,看清楚了揍他的人是谁。罗军也愤怒了,吼叫着往前冲:“你这个父亲可以不要小孩,我这个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妇产科里近百个孕妇和家属、医生与护士,看到了离奇到近乎荒诞的一幕:一位医生因为救了别人的孩子而被打;一位父亲则因为自己的孩子被救而打人。

        警察随后赶来,将两人带至华富派出所调查。陈立在警方要求下写了一封道歉信,在信里他虽然承认“打人解决不了问题”,但更多的仍是对医生的暗暗埋怨:“罗医生多次向我强调,孩子生下来会是个有脑病的孩子……我说小孩我不要了,但罗医生仍全力抢救。”

        “如果见死不救,那才真是医生失职。”莫名其妙遭人毒打,让罗军感到委屈和愤怒,“他不是人!更不配为人父!”11月10日,罗军再一次拨打了报警电话,告知警察“辛苦抢救回来的一条小生命,我希望能够安全成长”,并直言“担心陈立会掐死孩子”。

        二

        孩子出生前,陈立一直认为迎接生命是“一次美好的旅途”。然而,婴儿坠地的那一晚,让他陷入混乱,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在脑子里埋下了根”。

        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男子,其实已有一个4岁的儿子,是与前妻所生,在湖南湘潭老家由母亲带着。2008年离婚,去年再婚之后,妻子王静很快就有了身孕。陈立所等待的是第二个孩子,在他看来,这也是人生的“又一次启程”。

        11月3日凌晨3时左右,妻子突然腹痛得厉害,陈立连忙开着那辆5000块买来的破烂二手车,哐当哐当来到了医院。

        罗军是当晚的值班医生,他立刻发现了问题:胎儿的心跳缓慢,胎心率仅为正常水平的一半,3度污染的羊水棕黄而浓稠——这些都是胎儿窘迫的先兆,脑缺氧、酸中毒等危险亦将接踵而至。罗军告知陈立:孩子需立刻抢救,由于极度缺氧,最终可能会有脑瘫。

        将“最严重的可能性”告诉病人,对于医生罗军来说,是一种职业习惯。是“最安全且负责”的做法。但他同时强调,最严重“不代表一定会发生”,“婴儿的顽强与求生意志往往超乎大人”。

        然而,对于正处于慌张状态的陈立来说,“脑瘫”这个词闪电般地把他“打懵了”。在他不多的医学知识里,脑瘫意味着长达一生的四肢瘫痪、智力低下、口齿不清,也即等同于——白痴,傻子,废人。

        罗军拿出一张产科同意书,递到陈立手里。陈立说,那时他已模糊产生了“不要这个小孩”的想法,但脑子里同时闪出了几年前那个要剖腹产,但老公拒签手术单的孕妇李丽云。报道里母子双亡的可怕后果,让他“哆嗦着”签下了同意书。“到了医院,老婆孩子的命就在医生手里了,什么东西我都会签的。”

        陈立说,在由7楼至23楼手术室的电梯里,罗军当着妻子的面,又一次提起胎儿过度缺氧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脑瘫”这个词再一次刺入他的耳朵,彻底击穿了他的心理底线。

        三

        从医十一年的罗军回忆,即使经历了一千余例手术,这个凌晨所进行的仍是一次“最为困难、颇多曲折,却不少奇迹”的“搏斗式抢救”。而手术室外的陈立,则度过了一生中“最漫长、难熬、痛苦”的夜晚。

        凌晨4时许,王静被送入手术室。罗军当时判断,由于脐带血栓,导致了胎儿缺氧,而一旦缺氧超过八分钟,婴儿即会死亡。罗军决定实施剖腹产,尽快取出婴儿。然而这时,产妇的宫口却幸运地迅速打开,具备了一切进行顺产的条件。

        半小时后,一个男婴诞下,4斤半重。

        胎儿全身娩出后,罗军为他揩干羊水,采取保暖,并进行国内通行的新生儿健康状态评估——阿氏评分。好运并未延续:新生儿的呼吸与心跳均不正常,全身苍白如纸,评分仅2分,属于3分以下的重度窒息状态。

        情况危急,遵照惯例,罗军示意护士告知家属陈立,就立即转入对孩子的抢救中。直到今天,他仍对一个细节印象深刻:由于极度缺氧,孩子完全失去了肌肉张力,但小小的四肢仍微微地颤动着,嘴巴张大,极力地想要吸气。

        “即使是再虚弱的孩子,也有呼吸的欲望。”罗军说,那时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我要救活他。

        而此时,孩子的父亲陈立则呆立在走廊外,往昔今日的种种困难“就像跑火车”一样,在他脑子里呼啸而过。他反复权衡,艰难地“想要做一个决定”。

        原本,陈立把即将诞生的第二个孩子,视作生活的全部希望,如同他作为家中次子所承担的。陈立曾有个哥哥,初中还没读完就跑出村子,想到新疆打工,中途走丢了。父亲绕着中国转了好几圈,没找到,回来吐血,没过几年就死掉了。

        母亲支持着他读完大学,而他也担着母亲的全部希望:一定要出人头地。

        2002年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到深圳,在一家工厂搞设备维修。每个月3000块。干了几年,结了婚,生了孩子,却愈发觉得“活得像行尸走肉”。他也曾想回家,开个网吧,种种菜,一家人悠哉悠哉。但每次一想到患着冠心病、整日望子成龙的母亲,就只能作罢,继续回到那间500块钱房租的小屋。

        他最终还是崩溃了。2008年,媳妇惹哭了母亲,他愤怒地离了婚。心情糟透,就干脆连工作也辞掉。整日“呆在黑屋子里”,无所事事。自闭了大半年之后,才好不容易“决定重新开始”。

        抱着“宁做创业狼,不做打工狗。宁愿睡地板,也要做老板”的心态,陈立和朋友在2009年合作开了一间小公司,出租电脑。后来,还在网上认识了现在的老婆,并迅速结婚、孕子。

        如今的日子,其实也不能算好过。借钱买电脑,出租给企业,刚收回成本,电脑就贬值、损耗到不能用了。只能一直借钱,并一直还钱。妻子常笑他是“负翁”——“资产永远负数、人生正在贬值的老翁”。

        但陈立总想:“总算是个新开始,不是么?”他盼望着孩子能健康降生,公司的业务也能慢慢稳定。他未曾想到的是,医生一句“脑瘫”的判断,就能如此轻易地刺穿了他努力涂抹的坚强外壳,透出生活本就脆弱不堪的晦暗底色。他害怕每个月“需要几千乃至上万治疗费用”的脑瘫儿,会将一家人连同孩子自身重新拖回“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他害怕本就“丧失了稳定保障”的生活,会因孩子“不稳定的将来”而愈发摇摇欲坠。

        手术仍在继续,但父亲已经决定放弃。

        四

        等了大约半小时,哐当一声,一个护士打开门,走出来,告诉陈立:“你老婆生了一个男婴,但状况危急,没有呼吸和心跳。”陈立以为孩子不行了,叹了口气,说:“小孩我不要了,你们不要抢救了。”护士愣了一下,说回去告知医生,走回了手术室。

        他说,听见关门声,就好像听见“心里有一块地方塌掉了”。

        是罗军让护士出来通知陈立的。这仍然是他“把最坏的可能性告诉家属”的职业习惯。但在传话的护士通过数道安检严格的铁门进出手术室的五六分钟,“死亡意愿”送抵手术台的途中,手术台上的抢救仍在继续。

        这五六分钟,也是救治新生儿缺氧的关键时期。时间窗一旦闭合,婴儿将窒息而亡。罗军想要救活这个孩子,还有另一个重要理由:在他接生的一千多个孩子中,只有一个孩子夭亡,原因同样是脐带血栓引起的婴儿窒息。

        罗军回忆,遵循以往熟练操作的流程,他首先是清理呼吸道,采取15度头低足高位置,以减少咽喉、气管的弯度,并用吸痰管轻插咽部清除粘液及羊水;紧接着,气管插管,在喉镜直视下用低压吸除羊水,再用导管缓慢插入婴儿声门下,抽吸呼吸道深部的羊水及分泌液,使呼吸道通畅并促进自主呼吸;最后则是心脏按压,采用双拇指法按压胸骨中部,每分钟90次……

        很快,罗军看到了让他心潮澎湃的一幕:孩子的鼻翼轻轻翕动,开始了自主呼吸;血液恢复循环的作用下,皮肤颜色也迅速转红,几乎一瞬间,“像一个奇迹”,罗军说,一个苍白的孩子变得红润起来,像个饱满的苹果。

        阿氏评分也达到了6分。因为气管插在嘴里,孩子没有啼哭,安静的手术室里,罗军听到许多人长吁了一口气。他抬头看着儿科医生、麻醉医生、助产士,彼此会心地笑笑,心才放了下来。“孩子救活了”。

        五

        当护士告知陈立“停止抢救小孩”的想法时,罗军的第一反应是“错愕”:“孩子还没放弃,家长就先投降了。”随后他将陈立的想法视作荒唐:“孩子已经活了,如果我再把孩子的气管拔掉,那等于我杀了这个孩子。”

        护士抱着孩子走出手术室,准备转往新生儿病房继续治疗。走廊外,陈立看见了让他同样错愕的一幕:“小孩活生生地出来了。”陈立回忆,那时他一下呆住了,“只能接受现实”。

        因严重缺氧而导致的脑瘫,并不能立刻被发现并确诊,甚至需要观察数周乃至更长时间。这让这位父亲在随后十余天里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中,每一天都会找到罗军及儿童医生,问:“我儿子的大脑有没有问题?”

        其后五天,陈立共见了两次儿子。第一次是做超声检查,他脱孩子的衣服时,孩子只“哇”地哭了一声,下一秒居然就睡觉了。他一下慌了:是不是脑瘫的表现?

        第二次则是11月8日的核磁共振检测,看到“重度缺血缺氧性脑病”的诊断,陈立多日积累的情绪瞬间爆发,并最终导致了与罗军的冲突。

        如今在家里,陈立觉得妻子也会同样整夜睡不着觉,甚至会偷偷地上网搜索“脑瘫儿治疗”、“福利院”的相关信息。在外地打工的岳母也赶来照顾小孩,不时的,老人也会拿个小铃铛,在儿子面前摇晃,看他的眼球会不会跟着转动。

        陈立仍然觉得罗军“没医德”:“你多次说过,孩子生出来,是个脑瘫。那你让他自然夭折了,我可能就痛苦一阵子。过两年,我老婆休养好了,重新要一个健健康康的,全家人就不一样了。”

        对此,罗军感到愤怒:“我只是在说‘可能性’,并没有下最终结论。倒是你这个父亲先判了孩子的死刑。”

        按照深圳市规定,如果要放弃救治患有严重畸形缺陷等疾病的新生儿,必须有计划生育办公室的相关鉴定,或是深圳两家三甲医院的检查报告。

        罗军后来上网,发觉一些人也在骂他:要“体谅陈立的难处”、“养活脑瘫不容易”、“长痛不如短痛”。

        觉得“很委屈”的罗军,想到了佛山的“小悦悦事件”。他问:“就像小悦悦一样,她已经被碾压,可能残疾了,那我还需要去救她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们为何还要去唾弃那些路过的人见死不救?”

        有一天,7岁的女儿知道了这件事,问罗军:“爸爸,你为什么欺负别人的爸爸?”罗军回答:“爸爸没有欺负他,爸爸是因为救了一个孩子,然后被别人的爸爸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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